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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第五纵队的时机来临——兼分析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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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2020-10-19 14: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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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二零一七年,坚决抵御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企图,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积极参与反间谍专项斗争,从严惩处间谍破坏活动。清理第五纵队能极大减弱国内矛盾的复杂性。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强化忧患意识,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政治前提和保障。要切实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深入分析研判可能影响政治安全的风险,对可能演化成危害政治安全案事件的苗头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起势成事,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表示,今年,全国法院要按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要求,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周强强调,坚决抵御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企图,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积极参与反间谍专项斗争,从严惩处间谍破坏活动。

            上述的一切,为广大民众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开展反击提供了坚强的法律后盾。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国内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民间的正义力量自发开展反击,而由于国内敌对势力的能量不小,加上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他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气焰非常嚣张,民间正义力量的自发反击非常坚决,同时也非常艰难,而2017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这种反击已经有了法律和政府行为作为后盾,因此,这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改革开放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并且有时候还会激化,而且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同时存在:

            敌我矛盾主要体现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一方面是一小撮人在境外敌对势力支持下,有危及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实际行动,他们策动“颜色革命”,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以及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活动,这是一种直接的对抗性矛盾,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进行打击;另外一方面是间接的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一小撮人虽然没有上述的实际行动,但是他们摇唇鼓舌,煽风点火,那就是用西方“民主宪政”否定中国政制;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瓦解公有制基础;用所谓“新闻独立观”左右舆论;用“普世价值”迷惑民心;用“公民社会”消解凝聚力;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新中国历史;用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之所以称为间接的对抗性矛盾,是因为首先与他们的矛盾仍然属于敌我矛盾,只不过这些人还没有采取直接的犯罪活动,还暂时停留在口头上而已,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们与“四项基本原则”势不两立,顽固地站到最广大民众和执政党的对立面,以让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或者倒退回所谓的民国时期为目的,他们利用各种渠道,疯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并不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化解的。连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之一,“死磕派律师”的盟主陈有西也不得不在题为《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极左派和极右派》中坦承“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直接的对抗性矛盾与间接的对抗性矛盾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违法犯罪的实际行动,后者暂时还没有;前者有直接勾结外部势力和激烈对抗的行动,后者一般不主张或者暂时还没有采取激烈对抗的行动,而且后者更多的是希望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或其他非暴力的方式达到目的。

            人民内部矛盾起码包括下面几种:

            一是贫富矛盾,当贫富两极分化以后,这种矛盾不可避免,这里面既包含某些富人为富不仁,过度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引起民众的反感;也包含部分民众盲目仇视一切富人甚至包括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的富人。

            二是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这种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是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容易激化,并且相互之间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动不动就动手伤人甚至杀人和采取其他报复社会伤害无辜的做法。

            三是有正义感的民众与受到自由化思潮影响的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通常表现为网络上的激烈争论,但是这与上述的“间接的对抗性矛盾”有所不同,这些受到自由化思潮影响的民众是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交锋改变他们的立场的,而疯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些人是属于带着花岗岩头脑见上帝的人,他们的立场是至死不改变的。

            四是正常正当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与某些人的个人利益的矛盾,在某些人的鼓动和影响下,个别人贪得无厌,漫天要价,影响当地市政建设的大局。

            五是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的矛盾,这里面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某些人把抗法尤其是暴力抗法行为当成英雄行为,对正常的执法行为拒不合作,甚至故意挑衅执法人员和暴力抗法;第二种情况是某些低素质的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不规范,或者态度恶劣,引起民众的反感。

            六是某些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的矛盾,这里面又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和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尤其是在会对当地的民众的正常生活和健康安全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下,没有首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听取群众意见,导致民众群体性反对;第二种是某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或者收了资本的好处以后,在民众与资本的矛盾中偏袒资本,甚至动用公权力进行强拆,使公权力有时候沦为资本的帮凶和打手,往往会导致血拆事件发生;第三种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官僚主义,对民众的疾苦和冤屈不闻不问,更加不及时解决,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造成民众集体上访;第四种本身属于正常的和正当的政府行为,由于内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煽风点火,一部分民众受到鼓惑形成群体性事件。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性体现在,一些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的矛盾以及某些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常常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那些勾结境外敌对势力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活动的人往往会套用在北非玩的那一套,每一次这类事件他们都要充分利用,他们推波助澜,希望让矛盾激化,无论是执法机关软弱化也好,还是强硬弹压也好,他们都会企图让其产生蝴蝶效应,让其酿成群体性事件,进一步酿成“颜色革命”,无论是夏俊峰事件、徐纯合事件、还是雷洋事件等涉及执法机关的事件他们都想炒作成为群体性事件,为达此目的,他们通过QQ等社交媒体造谣惑众,甚至煽动民众去杀人放火投毒爆炸。另外,某些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对抗性行动的人也会充分利用这些事件,为他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推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大造舆论。此外,这些人还通过微博微信等以这些事件作为借口,煽动推墙,最近受到有关方面严肃处理的邓相超和刘勇都属于这种情况。

            一小撮人的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义力量的自发性反击,但是,这种反击之前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一是某些人对挺身而出的正义力量中的公众人物进行“定点清除”,罗援、徐岚等都受到了某些人或者披露个人信息或者捏造个人简历的攻击和骚扰,吴法天和侯聚森还受到聚众殴打,侯聚森受到殴打后还被诬蔑为小流氓。

            二是意识形态保卫战曾经遭受法律瓶颈,在秦火火之流大批量制造针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谣言,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包括蔡霞之流和其他法痞讼棍曾经鼓吹只能由名誉受到侵害者的亲属才能打官司,反对司法机关对造谣者依法打击。这种情况经过了去年几起捍卫英雄人物名誉权的官司以后才有所改观。

            三是由于某些门户网站实际上受到了某种势力的控制,一些比较富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帖子常常被他们任意封杀,甚至直接对作者封账号。

            四是之前某些公众人物公开造谣惑众和发表各种煽动性言论而平安无事,既助长了邪气,也对其他民众产生了误导作用,而正义力量曾经对此一筹莫展。


            而以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召开为转折点,我相信这种情况会逐步改观。这首先等于在那些有勾结境外敌对势力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等实际上的犯罪活动的人头上悬了一把剑,会对胆敢以身试法的人产生威慑作用。

            至于那些间接的对抗性矛盾,由于他们暂时还没有直接的破坏活动,所以暂时仍然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以观后效——

            对于像任志强、温立三、邓相超、刘勇这类的体制内推墙派仍然采取党纪政纪的处分的办法,因为他们的错误言论虽然还没有直接触犯法律,但是触犯了党纪政纪,离开了体制以后,只要不触犯法律,他们爱怎么胡说八道由他去。

            对于像孙海英这类没有什么地位的推墙派,最起码不能让他再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这种人格分裂的现象让观众受不了,同时应该封杀这类人的微博。就像文艺界封杀那些“台独”艺人一样。

            对于一般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仍然应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反击他们,一是用事实反驳他们鼓吹的东西,比如用美国自己暴露出来的东西作为证据揭露他们美化西方的谬论;二是用确凿的事实证据揭露他们的谎言;三是揭穿他们通过偷换概念忽悠人等骗术。当然,这些对于改变他们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是屁股决定脑袋,装睡的人是唤不醒的,但是可以教育和影响旁观者和中间派。

            对于一般的只是受到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碰撞,教育和团结、争取他们。

            对于民众同执法人员或者地方政府的矛盾,应该实事求是对待,如果的确属于执法人员和地方政府有过错的,应该一方面批评谴责某种过激行为,同时应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既不能片面追求维稳而袒护相关人员,也不能因为迁就部分民众的过激情绪而不合理地处罚具体的工作人员。

            只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不会重犯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同时,只有以法律武器作为坚强后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展开全面反击,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摆事实讲道理的手段,教育团结争取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团结人,孤立一小撮敌对势力分子,才能有效挫败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任何阴谋,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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